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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料理家务

第四十八章

料理家务

我不辞辛劳地写着自己的书，但不让这事影响自己按时完成报社的工作任务。后来书出版，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赞扬声不绝于耳，尽管我对这种赞扬声很敏感，而且，毫无疑问，对自己的成就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更高看，但我并没有因此得意忘形。我在洞察人类的秉性时发现，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往往不会在别人面前刻意炫耀，以博得别人的信任。正因如此，我保持着节制内敛、谦逊自抑，听到的赞扬声越多，越设法使自己名副其实。

在这部自传中，尽管其他所有基本事实写的都是我人生的记忆，但我无意展示自己创作小说的经历。我的小说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就任它们自己去说明吧。当我偶尔提到它们的时候，那也只是作为我写作进程的一部分而已。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有理由相信禀赋和机遇已经使我当上了作家，我信心满满地开始这一生涯。要是没有这个把握，我肯定已经弃之不顾，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别的事业中去了。我应该想方设法地弄明白是怎样的禀赋和机遇真正使我成了作家，而不是别的职业。

我一直给报纸和其他地方撰稿，成果丰硕，因此，当我取得了新的成就，觉得自己有理由放弃那些繁杂乏味的议会辩论了。于是，在一个欢快惬意的夜晚，我最后一次记录下议会那风笛般的音乐声，就再也没有听过。然而，在整个漫长的议会辩论期间，我仍然从报纸上感受到昔日那种单调乏味的声音并无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或许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想，现在写到了我结婚后一年半左右的那段时间。我们经过几种不同的尝试，感觉到料理家务是件很糟糕的事，于是干脆撒手不管了，家务就放任自流。我们请了个跑腿的小男仆，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同厨子吵架。他在这方面就是个活脱儿的惠廷顿，不过他没有养猫，或者说绝对没可能成为伦敦的市长。

在我看来，他就像在冰雹似的锅盖敲打下生活着，成天处在扭打混战之中，在最不合时宜的场合呼喊着救命——比如我们举行一个小型的餐会，或者晚上来了几个朋友——他会跌跌撞撞地逃出厨房，铁制器物在他后面飞舞。我们想打发他离开，但他十分依恋我们，不肯走。他是个爱哭的小家伙，一旦我们流露出要解聘他的意思，他便可怜巴巴地、痛哭不已，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他留下。他没有母亲——我发现，除了一个姐姐，没有其他亲人。我们刚从那个姐姐身边把他雇用过来，她就逃到美洲去了——所以说，他就像个被仙女偷换后留下的又丑又蠢的怪孩子，赖上我们不走了。他对自己的不幸境遇非常敏感，总是用自己的袖子抹眼泪，或者俯着身子用一方小手帕的一角擤鼻涕。他从来都不把手帕从口袋里完全扯出来，总是省着用，藏着掖着。

我在不景气的时候雇用这个命途多舛的小男仆，一年要支付薪水六英镑十先令。他给我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我看着他长高——他竟然像红花豆似的长得很快——忧心忡忡，害怕他要待到开始刮胡子的时候，甚至到秃顶白发的时候。我看不到摆脱掉他的前景，只得展望自己的将来。我想，等到他成了老人的时候，那该是怎样的一个累赘啊。

我压根儿就没有料到那个可怜的倒霉蛋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使我摆脱了困境。他偷了多拉的金表，那块表跟我们的其他物品一样，没有特定的地方放。他把金表变卖成钱，再把得到的钱花在（他是个头脑不好使的孩子）不断往返于伦敦和阿克斯布里奇的公共马车上。他总是坐在马车外面的座位上。根据我的记忆，他是在完成第十五次旅行时被警察抓到博街去的。他们从他身上搜出了四先令六便士，还有一支他根本不会吹的旧笛子。

如果他不思悔过，那样这桩意外及其导致的后果还不会那么令人难过。不过，他确实知错悔过，而且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不是一次**代，而是分期分批的。比方说，在我不得不出庭同他对质之后的一天，他抖搂了一些情况，是关于我们储藏间里一只带盖食品桶的事。我们以为里面盛满了葡萄酒，但是，里面除了空瓶和瓶塞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们以为他现在该安心了，把他所知道的有关厨子的最最恶劣的行径都揭露出来了。但是，一两天过后，他的良心又有了新的发现，供出厨子有个小女孩，每天一大早，小女孩就来拿我们家的面包吃。还有他被一个送牛奶的买通了，给人家提供煤块。又过了两三天，警方同我说，他供出曾在厨房的垃圾里发现了牛排，在盛破布的口袋里发现了床单。又过了一阵子，他又在一个全新的领域里抖搂出了内容，他承认他知道，酒店里的一个侍者图谋到我们家里行窃，结果那家伙立刻被逮了起来。自己竟然成了这么样一个受害者，我真是无地自容，所以，如果他能够闭嘴，我给他多少钱都可以，或者花上一大笔钱行贿让他逃跑了事。令人气愤的是，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一点，反而认为，他每提供一点儿新的情况，都是在对我做出补偿，更不要说是给我带来好处了。

到后来，只要看到警察来向我报告什么新的情况，我就会一走了之，直到他开庭受审被判流放，我这才结束了这种偷偷摸摸过日子的状态。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是静不下来，总是一个劲儿地给我们写信，说他很想在离开之前见多拉一面。于是，多拉去看了他，结果进了监狱的铁栅栏之后就晕了过去。一句话，我一直没有过上平静安宁的日子，直到他被押解流放，送到“北方乡野”一个什么地方当了牧羊人（我是后来听说的，不知道确切的地点）。

这一切使得我做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尽管我对多拉温柔体贴，但有一天晚上，我还是忍不住从一个新的角度向她阐述了我们的错误所在。

“亲爱的，”我说，“我们的家务缺乏系统，缺乏管理，这不仅仅影响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倒是习以为常了），而且影响别人。我一想到这事，心里就很难过。”

“你忍气吞声很久了，现在又开始耍脾气瞪眼！”多拉说。

“不，亲爱的，真不是！我把我的意思解释给你听。”

“我认为我不必知道。”多拉说。

“不过，我还是想你知道，亲爱的。把吉卜放下吧。”

多拉把吉卜的鼻子顶到我的鼻子上，说了声：“嘘！”以便改变我严肃庄重的神情，但没有成功，她便吆喝着吉卜进了它自己的塔屋，然后坐下来看着我，两只手交叉着，脸上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实际情况是，亲爱的，”我开口说，“我们身上有一种传染性的病菌，会传染给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

如果多拉的表情没有提醒我，我可能会继续用这种比喻的方式说下去。她向我传递的意思是，她想知道，针对我们这种不健康的状况，我是不是要提出什么新疫苗，或者别的什么治疗方法。因此，我只得打住，把话说得更简洁明了。

“如果我们不学会更谨慎小心地处理事情，宝贝儿，”我说，“那我们不仅仅会失去金钱和舒适，有时甚至会受气，而且会因为惯坏了每一个替我们服务的人，或者同其相关联的人，得承担重大的责任。我都开始担心，担心错误不是完全出在一方，那些人一个个都变坏，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不好。”

“哦，这是怎么样的一项罪责啊，”多拉激动地说，眼睛睁得大大的，“意思是说，你曾看见我偷了金表！哦！”

“最最亲爱的，”我辩解着，“可不要荒唐透顶、胡说八道！谁提到过一点儿关于金表的事儿啦？”

“你提了，”多拉回答，“你知道的，你提了。你说最终是我不好，拿我同他比较。”

“同谁比较？”我问。

“同那个小男仆比较，”多拉抽泣着，“哦，你个狠心的人，竟然把你充满爱意的妻子同一个被流放的小男仆相比。你为什么不把你对我的看法在我们结婚之前告诉我？你个铁石心肠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说，你觉得我比一个被流放的小男仆还坏？哦，你对我的看法是多么可怕啊！哦，上帝！”

“行啦，多拉，亲爱的，”我回答，想把她捂在眼睛上的手帕轻轻地拿开，“你这样说不仅荒唐可笑，而且大错特错。首先，不是这么回事

。”

“你一直都说他是个说谎的人，”多拉抽泣着，“而你现在又这样说我！哦，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亲爱的宝贝儿，”我回答，“我真的必须求你讲讲道理，听听我刚才说了什么话，还要说什么话。亲爱的多拉，如果我们不学会对我们雇用的那些人尽到我们的责任，他们也永远不可能学会对我们尽到责任。我担心我们给人家做错使坏提供了机会，而这种机会是万万不该给的。在整个处理家务的过程中，即便我们打心眼儿里乐意像现在这样放任自流——其实我们并不乐意；即便我们喜欢这样，而且发现这样令我们舒心惬意——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我也坚信我们无权再这样下去了。我们把人实实在在地腐蚀了，必须这么去考虑。我忍不住会这样想，多拉。这种想法，我挥之不去，而且又令我心神不宁。喏，亲爱的，情况就是这样，行啦！别再冒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