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北京的天像是被墨水泼透了。
西北风裹着干雪粒子,跟钝刀子割肉似的,在外交部大楼外的那排老梧桐树上刮得哗哗作响。
昏黄的路灯底下,雪尘乱舞,透着一股子钻进骨头缝里的寒意。
大门二十米开外,避风的墙根阴影里,缩着一团像破棉絮似的人影。
霍战死命地跺着那只受过伤的右脚,想让冻木了的脚趾头恢复点知觉。
他身上那件不知道倒了几手的破棉袄,领口早磨得露出了发黑的棉花套子,根本挡不住这往怀里灌的风。
但他顾不上冷。
他那双满是冻疮、布满血口子的大手,正死死地捂在胸口。
破棉袄的内兜里,揣着个沉甸甸、冰凉凉的玻璃瓶子。
那是一瓶“红梅”牌糖水黄桃罐头。
玻璃瓶身冰得像块铁,贴在胸口,把那一块皮肤激得生疼。
可霍战却觉得自己怀里揣着的是团火,烫得他心慌。
两块三毛钱。
这是他在东城区的建筑工地上,像牲口一样扛了整整三天水泥,从工头克扣剩下的牙缝里,一分一厘省出来的。
为了这瓶罐头,他连着两天只啃了半个冻得跟石头似的杂面馒头,饿得胃里直泛酸水。
霍战吸了吸冻得通红的鼻子,小心翼翼地把罐头掏出一角看了一眼,又赶紧塞回去,生怕那金贵的果肉被风雪给冻坏了。
思绪像这漫天的雪花一样,乱糟糟地飘回了三年前的西北。
也是这样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夜。
苏云晚发着高烧,烧得小脸通红,迷迷糊糊地拽着他的袖子,说嘴里苦,想吃口甜的,想吃黄桃罐头。
那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霍战盯着脚下脏兮兮的雪地,脑子里嗡嗡作响。